素未谋面，给市委书记写了一封“投诉信”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担任霍州市委统战部部长。1992年4月，我和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张玉生、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韩忠民去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福州、温州等地考察。
在福州，我们到连江县实地走访，那里民营企业搞得好，对我们启发很大。在考察期间，多次听到当地干部称赞他们的市委书记，说他推行“特事特办、马上就办”，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吸引了大批台资企业，带动了福州经济发展，令我们印象深刻。
结束考察后，我们在福州市“五一”旅社门前一个售票点买了三张福州到温州的“豪华大巴”票。买票时，对方承诺大巴上有卧铺。这对当时已快到退休年龄的我和韩忠民而言，能够缓解十几个小时路程的疲劳，还是很好的。
然而，等我们坐车时却发现，来的是一辆普通客车。大巴司机说：“你们先上这辆车，然后送你们去坐豪华大巴。”谁知后来，我们却被逼上了一辆条件更差的普通客车。
我们就这样被骗了，强忍着一路，苦不堪言。半夜下车吃饭时，张玉生悄悄记下了这辆车的车牌号码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到了温州。下车后，我们与车主交涉，他们却态度蛮横：“我们就这样做，你们去告吧，看看谁理你？！”
车主的恶劣态度彻底激怒了张玉生。他在汽车站买了张温州市区地图，带着我和韩忠民直接来到了邮政局。
“我在路上就盘算好了，咱们写信投诉他们！信就直接写给福州市最大的领导——市委书记！”张玉生愤愤地说。
“市委书记哪有工夫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？”我一听觉得心里没底，这点小事，怎么会引起领导重视，何况是一个市的市委书记呢？
“咱是在他管的地方受了骗，他管不管咱也要反映。”当时36岁的张玉生年轻气盛，坚持要写信反映情况。想起这次令人窝火的经历，我们也决心试一试。
随后，张玉生趴在邮局的水泥柜台上，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投诉信。当时，我们并不知道福州市委书记叫什么名字，便在信封上写了“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收”。
信寄出去了，张玉生的气也就消了一大半；至于效果如何，压根没抱啥希望。
之后我们便回了霍州，这件事也就不去想了。